首页台州股票配资 《出走的决心》：被更多人看到，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电影《出走的决心》的女主角李红（咏梅饰）。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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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当代性在于，在今天这个新媒介的时代，一个女性拥有了更多出走的可能性，也拥有了新的谋生的可能性，她的生命体验也越来越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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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任编辑｜刘悠翔
“娜拉出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923年，鲁迅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场演讲上做了如是判断。
2024年9月13日，电影《出走的决心》在全国公映。此前，导演尹丽川、编剧阿美和演员咏梅在北京大学的一场活动上与学者戴锦华对谈，也难免聊到了百年前这场关于娜拉命运的判断。
戴锦华说：“从看到这个片名就在想，好像19世纪、20世纪之间，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关于中国的文化，关于中国与世界，关于女人，关于年轻人的一个最响亮的说法就是出走，一个最有力的形象是娜拉。在一百多年后，我们再一次（看到）关于出走的形象。”
20世纪初，南京磨风艺社公演《娜拉》剧照。资料图
这部电影以自媒体博主“50岁阿姨自驾游”的真实经历为原型：1964年出生的苏敏，原本是一位普通的下岗女工，多年来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丈夫、女儿和外孙。
但苏敏的付出并没有得到丈夫应有的尊重，他早已经习惯漠视自己的妻子。2019年，苏敏罹患了抑郁症，后来受到网上旅行博主的启发，决定开始学习驾车，并且用不多的积蓄购置了一台小车，以自驾游的方式开始新生活。苏敏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被关注后，《纽约时报》也特别报道了她的事迹，称其为“无所畏惧的公路旅行者”。
电影没有围绕女主角李红在路上的见闻展开叙述，而是以她20岁到50岁半生的经历讲述一个女人漫长的“出走”前史。李红虽然一直向往自由，但却不断因为自己女儿、妻子、母亲和奶奶的身份被“绑架”，为家庭不断地做出牺牲。最终，在一场家庭聚会后，她对家人喊出了心声“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去……
现实中的苏敏在离家后做上了自媒体，粉丝越来越多，她也越走越远，学会了带货直播，还换了大房车，一直奔波在路上；电影中的李红开着小汽车行驶在辽阔的世界，她勇敢地扔掉了属于丈夫的ETC卡，也获得了女儿的理解……
演员咏梅扮演了片中的李红，她刻意没有贴近苏敏的人物原型，而是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看到过千千万万个‘出走前的苏敏’，现在终于看到一个很勇敢地去挑战的人，为了自己能选择这样一个未知的前途，真的了不起。”
这并不算一个中国式大团圆的故事，苏敏和李红都没有回到那个将她们困住的家庭中。苏敏在网络上走红后，有人在她的短视频底下留言：“你的故事好适合拍成一部电影。”但也有人说：“如果拍成电影，那她最后一定得回到家庭才行。”
“我对这种言论真的很不解，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结局是回到家庭，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就是出走。”编剧阿美说。
阿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女性要有出走的行动，这才是完成了她的主体性，成为真正的自己。即使她（因为种种原因）回来了，也是反抗了，在精神上独立了。”
尹丽川则说：“我觉得李红不会回来，回来也会回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她的肉体可以不在路上，但她的精神已经不可回头了。”
在电影的首映式上，有一位男观众不服气，他认为主创刻意贬低了男性。他说：“电影说的我们男的什么都不是，在家里一事无成，如果没有男的怎么能够提供经济基础，怎么提供稳定的住所？再说一句基本的，如果没有男的，都没有办法生育小孩……”也有观众说：“这部电影讲的什么故事啊，难道男的没说好话，女的就要出去旅游？”
因为不理解，这部在豆瓣网8.6分的电影也包含不少一星评分（一星相当于10分制下的2分），但导演尹丽川却觉得这恰恰是电影的意义所在。“冒犯到他们就太好了，这说明这部电影正在被更多人看到，也是它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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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困住了”
“生育之前，我曾认为自己拥有全世界。”尹丽川说，“很多东西，真的是做了母亲之后才意识到的。”
在成为导演之前，她是颇为活跃的诗人，以独立先锋闻名诗坛。在诗作《妈妈》中，她曾这么写：“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你曾那么美丽，直到生下了我……”而如今，她自己也成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母亲。
“我被困住了”。电影中，李红的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却遭遇了职场危机，失去了工作，陷入了自我怀疑中，她在绝望之际，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本来不想用这么直给的台词，但这句话我也说过，很多人也在说，我还是要把它讲出来——我被困住了。”尹丽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尹丽川认识一位男导演，两个人的孩子差不多大，但孩子一出生，男导演就可以四处采风，开启新的项目，而自己一停就是三四年。“我完全没有想到生孩子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我在怀孕前原本想要改编一部小说，后来发现怀孕我就说那就先放下一两年的时间，没想到停了这么久。”
编剧阿美也是一位母亲，曾经一度经常需要带着孩子出差。“孩子小的时候不能离开我，有一次我带他去平遥国际影展，只能让他在电影宫里写作业。”
这些年，阿美经常受邀参加一些关于女性意识和表达的论坛活动，但是她说：“纵观我所有的创作，只有《出走的决心》是真正意义上具有女性自觉意识的。不同于新一代的女性，她们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很多是天然的女性主义者，而我则是因为个人的生活经历，一点点慢慢觉醒的。”
阿美和尹丽川是多年好友，她们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2008年的《牛郎织女》，故事讲述了两个女孩争抢同一个男人，其中一个还怀孕了，但当这个男人突然消失后，原本是“情敌”的女孩却开始彼此扶持，互相帮助。
“其实我们在创作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会谈女性主义，很多东西都是一种直觉。”阿美回忆。
十多年后，当她们在一起再度讨论苏敏的故事的时候，都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尹丽川专程去打听了原型故事的授权情况，得知已经被一家影视公司购买，只能放弃。没想到，一番兜兜转转，购买版权的女制片人伊莎找到阿美来写剧本，而阿美、尹丽川、咏梅原本就约定要一起做一个具有力量感的故事……种种的机缘下，《出走的决心》诞生了。
整个筹备过程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寻找男主角，因为原型苏敏的丈夫在网络上的形象很负面，主创团队找了很久都没有合适的演员愿意尝试。最终，演员姜武接下了这个角色，还为其设计了一些专属动作，比如每当李红的丈夫想要妻子给自己拿东西的时候，只需要毫无尊重地敲一下厨房的窗户。以至不少网友看过之后都在网上留言：“这也太像了，我家里就有这样的人。”
阿美说自己是带着一种“控诉”的快感完成的剧本，通过这次创作她想表达：人格是不可以被践踏的，自由意识也不可以被阻挡。“在整个故事中，我觉得李红（苏敏）的出走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打动人的，是一种很强烈的反抗行为。”
2024年9月底，在影片上映半个月后，这部作品已经成为当月话题最热的影片，并且在中秋节后蝉联了单日票房冠军。南方周末记者借此机会，采访了它的主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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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摇滚精神的人
诗人出身的导演尹丽川在李红身上看到了摇滚精神，图为片中的李红。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改编苏敏阿姨的故事，她身上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尹丽川：我就是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立刻就被打动了，我觉得特有劲儿，很有力量，几乎是同一时刻，阿美、咏梅也都有看到这篇文章，大家还互相交流了感受，我们都觉得苏敏的故事适合拍成一部电影。当时那篇文章里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她离家好几个月，丈夫第一次给她打电话就是因为她用了ETC里面的钱，这种细节太过真实，编不出来。
南方周末：你之前说过，觉得片中的李红是一个很有摇滚精神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说？你是如何理解这种摇滚精神的？
尹丽川：摇滚精神还是反抗和自由，反抗自己身上的枷锁，这是一个个体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这个故事本身也打破了刻板印象，之前很难将“超市女工”和远方、云游四海、自驾游联系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向往。而李红最有力量之处就是她的出走，和为出走做的努力，有一种特别蓬勃的生命力。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见到苏敏的，对她本人的印象如何？
尹丽川：拍摄之前我们已经看了很多苏敏的资料，但又不想做得过于传记化，还是想要这部电影更具有普遍性，电影终究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所以也没有刻意和她见面。但我们一直和她保持着沟通，她对我们的拍摄也是尊重的态度。
等到电影后期都完成了，我们有邀请苏敏和女儿来看电影，她（苏敏）比我想象中更加聪慧，也非常的开阔。在此之前她拍摄的短视频我们也都见过，虽然在路上她也一定遇到过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候，但她总是笑着说起这些事，我觉得非常有感染力。这些年她一直在和各路网友保持沟通，一直在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也特别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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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自我需求永远排在末位
片中的故事发生在两个时期，比较早的是女主角李红从十多岁肄业工作到结婚生育。图为李红的母亲。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你在首映式上说希望这部电影可以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女性困境，你是如何理解李红身上的普遍性的？
尹丽川：我们几乎是用一种史诗的方式去书写一个普通女人的前半生，讲述她从青春时代对自己未来的向往，到被原生家庭剥夺了上大学的可能性，后来进入婚姻之后，虽然在法律上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但实际上她除了工作之外也要承担母职和家务，是双倍的劳动；等到年纪大了之后，她还要继续为子女分忧，照顾女儿的孩子，她的自我需求永远是（排在）末位的。
南方周末：李红既然是一个普通人，你也尽力在用一个普通女人的遭遇去塑造她，可很多这样的女性都没有出走，为什么李红却做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尹丽川：不论是李红还是苏敏，她们本身就是一个内心有远方，有辽阔世界的人，她们内心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只是这个东西被压制了。李红年轻的时候就想去云游四方，对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但她这个欲望一直被阻碍。我想她的勇气还是源于生命力，她其实是在自救。作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她50岁学开车，学（做）短视频，对世界的好奇心又重新开始绽放。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当代性在于，在今天这个新媒介的时代，一个女性拥有了更多出走的可能性，也拥有了新的谋生的可能性，她的生命体验也越来越辽阔。
我觉得片中的出走是一个象征，不是说大家都要去自驾游。对当代女性来说，所谓的出走更多的是精神的需要，是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突破困住我们的隐性的困境。
南方周末：我们很多人了解苏敏，是因为她在路上拍摄的那些视频，为什么这个电影没有展现这个部分，而是将重点放在她出走之前？
尹丽川：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要这么做，就好像是《肖申克的救赎》，讲的是你如何逃脱牢笼，千辛万苦，然后在大雨中自由的呐喊，之后就是结局了。并且苏敏在离开家之后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她的短视频里见证过了，而我们关心的始终是她为何出走和如何走出。
南方周末：之前听说原型故事中，主人公还有一些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在电影中呈现这部分？
尹丽川：确实是存在的，但如果我们写到了这个部分，我就必须去处理这个家暴，角色也无法再继续过这种看似正常的生活了。我还是想尽力塑造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人物，不光是女性，也包括男性，现在从观众反映看，很多年轻的女孩都说电影会让她们想到自己的母亲或者外婆，我希望男生也可以这样，会想起自己的父亲、叔叔和邻居。我还是希望把一些比较极端化的情节从男性角色身上拿掉，不制造过于强烈的戏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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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要搞什么男女对立”
演员姜武饰演片中的女主角李红的丈夫一角，并贡献了许多表演细节。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你在这个片子中设置了三代女性的命运，李红和她的母亲以及女儿，可以看得出三代女性的处境有变化，也有一些一致性，能否谈谈你的观察？
尹丽川：这是肯定的，我觉得李红这一代才开始有了一些性别意识，如今的年轻女性则更有自觉性，社会一边在进步，一边也有新的问题。因为现在的社会，育儿成本和教育成本都在增加，工作的竞争也很激烈。一些女性进入到以前很少涉猎的工作领域，对女性的精力和知识要求也更高，对于男性也一样，这是平等的，但女性又要去承担母职，这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矛盾，只能将育儿的压力再去转嫁给自己上一代的女性身上。
南方周末：如今，你也是一位母亲，是否因为这个原因，你对这部电影的主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尹丽川：这是当然的，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我才会拍这部电影，我也因此会想到我的母亲，想到自己，也会想到我的女儿。在为母职所困的过程中，我自动成了女性主义者，这时候我就想起之前看到的世界，文学作品或者电影作品，大部分都是男性视角的，而我们真的是需要由更多的女性视角来叙事，展现世界的另外一面。
南方周末：当你个人的工作停滞的这些年，你是如何克服焦虑的？
尹丽川：没法克服，我开始重新写诗了，因为这也不占用太多时间，母亲的时间全都是碎片化的。养育孩子的过程有时候会让精神一片空白，因为你需要降低自己的智识变成一个孩子，否则无法和孩子交流。我们在网络上也搜集了很多母亲的表达，最深刻的困境就是价值感的丧失。
南方周末：即使如此，你还是选择成为母亲，又是为什么呢？
尹丽川：对啊，生命是复杂的，正因为如此大家更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并非要搞什么男女对立，恋爱、结婚、怀孕本身也都是美好的事情，不能说不要生活的这一面。但是成为母亲之前，包括我自己，和我身边很多有见识，也读过很多书的人，都并不知道成为母亲真正意味着什么，肉体和精神上要经历什么。这是因为，女性发声的还是太少了，我们看不到她们眼中的世界。
我常说一句话，为什么两千年来只出了一个李清照，是因为她没有孩子。
南方周末：在你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出走的时刻？或者突然意识到出走这件事的意义？
尹丽川：很多年前我读过苏童的一篇小说，说在一个普通的一天，一个男人起床后突然和妻子说我想离婚，妻子百思不解。当时我很理解这个丈夫，他要心灵的自由，还会觉得妻子就是家庭的捍卫者，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我现在渐渐长大，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所谓的结构中，女性也想出走，女性并非就是被歌颂的那样，天然就是家庭的维护者。
我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拥有自由的可能性，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工作过，没有进入过一个体系里，直到生育之前，我都觉得自己拥有全世界，可以任性而为。
南方周末：所以说生育改变了你对世界的认识？
尹丽川：是的，我也因此接触到更多的女性，之前在我的圈子里男性是很多的，从小我就在一个男性的世界里长大，我有两个哥哥，和他们的关系也很亲密，那时候我是刻意回避女性主义的。除了文化圈的女性朋友，我甚至会觉得普通女性有些无聊，仿佛只会逛街和八卦，我会有这样的偏见。但当我生育之后，我发现以前关系再好的男性朋友也没办法理解我在说什么，我的痛苦为何是这样，只有女性朋友才会理解，这时候只有女性之间可以互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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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困境有相似之处
对于导演尹丽川来说，她在李红的女儿这个角色身上也有自己的投射。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女性主义的？这五六年，女性主义开始作为一种大众话语进入我们的公共讨论中，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尹丽川：我自己接触这个词蛮早的，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听说了，当时就开始强调男女的不一样，而不是一样。但这些年我自己感触最大，意识到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
现在的女性主义思潮说明我们的文明进步了，另一半人类的心声被表达了出来，也说明我们和外界更加地同步了，因为网络技术等因素，我们也会看到外面世界的一些更激烈的说法。
南方周末：你刚才说自己早年比较回避女性主义，但还是有很多评论家会用性别的角度去分析和解读你的诗歌和小说，你认同这些吗？
尹丽川：我当时的确写了很多女性主义诗歌，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写，很多女诗人都在用女性视角来写作，也是互联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天然就是带着女性视角来写作的，而我们的诗歌理念也是要写日常生活，女性角度的平常生活和隐秘感受，这种内容在以前很少被看到。
南方周末：那你现在对性别问题的理解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尹丽川：从前我只是纯天然感受，只是本能的一种女性视角，后来由于我生活的变化，加上和其他女性的沟通，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可能是受到一些男性的支持和关爱，很早就自以为获得了平等，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确实，因为你的个人经历和片中的李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你觉得自己对这个人物共情的基础是什么？
尹丽川：对自由的渴望，她也想有她自己的事儿，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心灵自由的需求。
我对片中李红女儿这个角色也有很多的投射，她在成为母亲后感到无助，觉得自己被工具化了。有一场戏我们后来删掉了，是说女儿带着孩子出去碰翻了饮料被人嫌弃，这些都是我和一些母亲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虽然不能说母亲是一个弱势群体，但绝对是一个特殊群体。
南方周末：片中的女儿体会着职场和母职的双重压力，是一个很常见但似乎有些无力的问题，对此你觉得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尹丽川：这需要社会的合力，也不能说就转嫁给公司或者单位，还是需要一些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当然，还必须有男性的觉悟。今天的女性依然承受着母职困境，但对事业又有了更多的追求，最后只能是把困境转嫁给上一代的母亲身上，也有学者专门在研究中老年女性的困境。我希望让更多人看到，电影中的女儿，她所说的累绝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有内心的慌忙，这种空洞是最可怕的，如果再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会非常难过。
南方周末：这部电影最初的主创几乎都是女性，女投资人，女制片人，女导演，女编剧……这是刻意为之的？你对女性电影人的处境有何观察？
尹丽川：并不是刻意的，我身边一直也有男性在支持我。现在的女性电影人比我入行的时候多太多了，各种门类的女性从业者都在增加，尽管整体比例上可能还是比较低，但越来越多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前阵子也有人问我在这个行业里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偏见，我一开始说没有感受到，但仔细想也并非如此。我记得我有次，想找一位男摄影师，对方却不愿和女导演合作，担心女导演不够果敢，决断力不够，但我说我还觉得我有优势呢，不仅有决断力，我还更会沟通。
南方周末：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男性观众对这部电影有争议，觉得电影把男性角色处理得太坏了，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想过男女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理解会有较大区别的问题吗？
尹丽川：多多少少会，但我身边的很多男性都是在意识上和我们非常接近的，所以到真正给观众放映时，当我看到一些男观众的态度的时候，包括在试片的时候也有男观众在问卷上写脏话，反而觉得我们这部电影很有价值，有些任重道远的意思。我想一部电影是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但是它至少可以让大家先正视一些问题的存在。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男观众来看这部电影台州股票配资，也有男性朋友会私信说大家的困境其实是相似的，只不过我们选择的是女性视角。也有朋友给父母买了票，他说我的父母虽然不是这样的，但我也希望这个中秋节让父亲能够坐立难安一次，反思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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